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，呈现出一种宝塔式的层级分布。位于这座宝塔顶端的是皇帝，其下依次排列着不同等级的地主阶层，而最底层则是广大的劳动民众。
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皇帝便成为全国至高无上的地主。在他统治之下，国家的主权与土地所有权合而为一，赋税与地租亦相融合。户籍所载的农民，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劳动力，更是粮食供应、兵源征集及各类劳役与其他封建义务的主要承担者。在合法的框架内，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显著特征。
秦始皇宣称：“六合之内，皆为皇帝之土。西至流沙，南抵北户，东临东海，北越过大夏，凡人迹所至之处，无不臣服。”汉高祖言道：“始大人尝以臣为无赖，不善治理产业，不及仲之力。如今观某之成就，与仲相较，孰为多焉？”殿上群臣闻之，皆欢呼万岁。
秦始皇与汉高祖均将全国土地视为己有。实际上，全国臣民对土地的权利亦须服从于皇帝的最高权威。这种皇权特权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，因此黄宗羲在明清之交仍指出皇帝“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。”这正是中国皇帝与西欧封建国王的一大区别。在西欧，国王并不拥有这种对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。
秦汉时期，在皇帝的统治下，存在着不同等级的地主，包括军功地主和宗室地主，汉代还增添了外戚这一阶层。在通常情况下，他们都归属于皇权的宗法体系之内。此外，还有一类豪族地主，常常表现出与皇权相抗衡的倾向。再者，那些富人，在秦汉时期的法律规定下，往往成为被抑制的目标。
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，明确规定：“有军功者，各按其功绩受封高爵。”“宗室若无军功，不得列入属籍。明确尊卑爵秩等级，依次分配田宅，臣妾与服饰亦按家世排序。有功者荣耀显赫，无功者虽富却无光彩。”据此规定，军功地主在地主阶层中，位列国君之下，居首位。在军功地主内部，亦分不同等级，享有相应级别的田宅、臣妾及服饰。
秦制中，凡有军功者，皆可赐爵，爵位共设二十级。一级称公士，二级为上造，三级是簪袅，四级为不更，五级乃大夫，六级称官大夫，七级为公大夫，八级是公乘，九级称五大夫，十级为左庶长，十一级为右庶长，十二级为左更，十三级为中更，十四级为右更，十五级为少上造，十六级为大上造，十七级为驷车庶长，十八级为大庶长，十九级为关内侯，二十级为彻侯。赐爵制度自商鞅时期初创，历经秦皇朝，延续至汉代。
《商君书·境内》记载，战争中“能得甲首一者，赏爵一级，益田一顷，益宅九亩”。据此推算，享有五级爵位的大夫可拥有田五顷、宅四十五亩；五大夫则可拥有田九顷、宅八十一亩；关内侯和彻侯分别可拥有田十九顷、二十顷，宅一百七十一亩、一百八十亩。然而，在实际执行中，皇帝并不受这些规定的束缚。例如，秦将王翦率军伐楚，秦始皇亲自送至灞上。王翦临行前，请求赐予大量美田宅园池。始皇问：“将军出征，何忧贫乏？”王翦答：“为大王效力，虽立功却难封侯，故趁大王厚爱之际，及时请赐园池，以造福子孙。”由此可见，对功臣的封赏田宅，往往取决于君主的意愿，并无固定不变的成规。
宗室在分封制废除后，仍“衣食租税”，亦享有分给的田宅。但若无军功，则不得列入军籍。在地主等级序列中，宗室地主位居第二，他们“虽富，却无显赫之象”。至于既无军功又非宗室的富人，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，虽不占重要地位，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，依然存在。此外，秦灭六国后，仍有豪族留存，即六国后裔及后来各地起兵反秦的某些“豪杰”家族。
汉初，因军功而应得爵位者甚众。汉高祖五年颁布诏书：“七大夫、公乘以上，皆为高爵。诸侯子及从军归者，众多享有高爵。我屡次诏令官吏优先赐予田宅。对于应向官吏求取者，务必迅速给予。爵位如同人君，为上所尊崇礼遇，久立吏前，却未能决断，实为不当。昔日，秦民爵至公大夫以上，令丞与之平等礼遇。如今我对爵位非但不轻视，官吏却为何独断此举！且按法，有功者应赐田宅。现小吏未曾从军者多已满额，而有功者却反不得，背公营私，守尉长吏之教导甚为不善。特令诸吏善待高爵，以符吾意。”此诏书揭示了军功爵者数量庞大，以致一时难以妥善安置，同时也彰显了汉高祖对军功地主的格外重视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汉代地主阶级的等级结构经历了一定的变迁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对当时地主阶级的等级构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。书中记载：“汉兴，立都长安，徙齐诸田，楚昭、屈、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。后世，世徙吏二千石、高资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。盖亦以强干弱枝，非独为奉山园也。是故五方杂厝，风俗不纯。其世家则好礼文，富人则商贾为利，豪杰则游侠通奸。”这里提到的世家、豪杰和高资，正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主要等级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虽主要论述关中地区的情况，但亦可视为对当时整体社会状况的反映。
世家地主，即封建贵族，他们享有封爵、封土及封赐民户的权力。这一群体涵盖宗室贵族、功勋贵族、外戚和儒宗。功勋地主中，亦包含军功地主。外戚与儒宗则是汉代新兴的地主阶层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云：“世家则好礼文”，好礼文乃是世家显著的特征。所谓“礼文”，主要在于区分贵贱尊卑。世家崇尚礼文，实为维护封建特权之体现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载：“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穷，辅弼股肱之臣配焉，忠信行道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”在此，“世家”于历史编纂学上，是《史记》中的一种体例；在阶级关系上，则代表一种政治身份。《史记》的体例依据历史现实而定，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对世家的阐释，揭示了世家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紧密联系。
汉初，朝廷对宗室、外戚及有功之臣实行封王、封侯制度。“其有功者上致之王，次为列侯，下乃食邑。”由此涌现出大批宗室贵族、功勋贵族和外戚世家。据史书记载，自高祖至景帝时期，宗室中被封为诸侯王的有四十六人，王子侯者二十七人，功臣侯者二百四十人，外戚侯者二十五人。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西汉晚期全国民户总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，人口达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，而二十个王国的民户为一百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，人口为六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零五人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则记载，东汉中期全国民户为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，人口为四千九百一十五万零二百二十，此时王国十九个，民户为一百六十九万四千六百九十，人口为一千零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三。由此可见，两汉时期王国所占户口在全国户籍中占比极高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还提及当时侯国“二百四十一”，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记侯国九十五，虽未具体记录其户口数，但数量想必不少。王侯国受封的户口数字，实则反映了它们所能控制的劳动力数量，凸显了世家地主在地主阶级等级构成中的特殊重要性。
如前文所述，秦代最为重视军功地主，而对宗室地主则次之。两汉初期，功臣势力雄厚。随后，“非刘氏而王者，天下共讨之”成为定制，非刘氏且无功者亦不得封侯。因此，宗室地主的地位逐渐超越了功勋地主。
外戚，在两汉时期屡屡崛起，形成显赫一时的家族。例如，西汉成帝之母王太后的家族，“乘朱轮华毂者达二十三人。青紫貂蝉充斥帷幄，鱼鳞般环绕左右。大将军掌权弄势，五侯骄奢淫逸，擅作威福。专断独行，行径污秽却假托治理，私心昭彰却假公济私。凭借东宫之尊贵，借甥舅之亲缘，以显威势。尚书、九卿、州牧、郡守皆出自其门下。掌控枢机，结党营私。”东汉桓帝时期的梁冀，前后受封累计三万户，其两个弟弟及儿子各享万户封邑。“梁氏一门前后七人封侯。三人为皇后，六人为贵人，两人任大将军。夫人、女儿封邑称君者七人，尚公主者三人。其余担任卿、将、尹、校等职务者达五十七人……权势鼎盛，威震内外，百官侧目，无人敢违抗。”最终梁氏家族被抄没，“没收梁冀财货，官府拍卖，总值超过三十万万，用以充实王府，减免天下税租之半。”
儒宗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兴起。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将孔孟的儒学革新为新儒学，以迎合封建专制主义的需求。其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重视与支持，遂“毅然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。当时，“公孙弘因精通《春秋》而拜相封侯，天下学士纷纷效仿”。于是，“设立五经博士，广招弟子，开设科目考试，以官禄激励”。“自此，公卿大夫及士吏中，文采斐然者比比皆是。”如此一来，儒学与政治紧密相连，欲为官者必通儒家经典，通晓经典者则有仕途之望。正如汉宣帝时夏侯胜所言：“士人若不明经术，则难成大器；若经术精通，获取高官如同俯拾地芥。”自此，地主阶级中涌现出一批凭借儒学起家、世代为公卿的显赫家族。
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，西汉自宣帝、元帝以后，担任丞相者共计十八人，其中十四人皆以精通经学起家。韦贤、韦玄成以及平当、平晏，更是以父子身份相继担任丞相。《汉书·匡张孔马传》赞誉道：“自孝武皇帝兴办太学，公孙弘以儒者身份拜相。其后，蔡义、韦贤、韦玄成、匡衡、张禹、翟方进、孔光、平当、马宫及平当之子平晏，皆以儒学宗师之资位居宰相。”东汉时期，因传习经学而累世为公卿者更为普遍。例如，沛郡桓氏，自桓荣至其玄孙桓典，“世代尊崇其道，父子兄弟相继担任帝师，其门下弟子亦多至卿相，声名显赫于当世”。宏农杨氏，“自杨震至杨彪，四代担任太尉，德行与业绩相承，与袁氏并称东京名族”。此外，凭借明经之才位居公卿守相者更是不胜枚举。汉武帝以后，“吏员自佐史至丞相，共计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”。东汉“总计内外官员及职掌人员达十五万二千九百八十六人”。这些官吏，大多因通晓经学而进入政权机构。由此可见，汉朝的政治大权在汉武帝之后，儒宗地主在政治上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这些儒学宗师，虽外表庄重、堪称人师，内心对土地掠夺却仍怀有浓厚的贪欲。史载张禹“内殖货财，家以田为业。及至富贵，广置田产至四百顷，尽得泾、渭灌溉之利，皆为膏腴之地，价极昂贵，其余财物亦相当丰富”。匡衡原“家境贫寒”，需“佣工度日以维持生计”，然而一旦拜相封侯，便“擅自侵占土地以自肥”，甚至窃据官田四百顷。郑太，系司农郑众之曾孙，“家资丰厚，拥有田产四百顷”。
在封建皇权与世家各等级之间，以及各等级彼此之间，矛盾和斗争屡见不鲜，甚至曾爆发篡夺帝位的激烈冲突。然而，在通常情况下，世家地主的各个等级终究是皇权所依赖的阶级力量。
豪族地主，主要由原六国贵族的后裔及地方上的显赫大姓构成。六国贵族的后裔在各自国家灭亡后，虽丧失了贵族身份，却依然在地方上保有强大的势力，进而演变为豪族。而地方上的大姓，则凭借其传统的优势地位，逐渐成为掌控地方的重要势力。《后汉书·酷吏传》有云：“汉承战国余烈，多豪猾之民，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，杰健者则雄张闾里。”此言所指，正是这两种人物。在秦汉之际，豪族地主堪称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，其影响力之大，有时甚至对封建专制统治者构成严重威胁。如“济南明氏，家族三百余家。其人豪横狡猾，即便二千石高官亦难以制服。”河北涿郡，“大姓西高氏、东高氏，自郡吏以下皆畏之如虎，不敢与之抗衡。众人皆言：'宁可得罪二千石，亦不敢触怒豪强。’其宾客多为盗贼，一旦事发，便藏匿于高氏家中，官吏不敢追捕。”
秦汉皇朝频繁地将豪族从原籍迁至都城周边，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。秦朝初定天下，旋即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，计十二万户”，这一数字颇为可观。汉初，高祖亦“徙齐、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怀氏、田氏五姓至关中，赐予利田宅”，迁徙人口达“十余万口”。相传，此次迁徙后，“邑里不复见营利之家，野泽亦无兼并之民”，汉朝的这一举措堪称成效显著。
东汉时期，豪族势力显著膨胀。光武帝推行“度田”政策，触犯了豪族地主的利益，终引发郡国大姓及兵长的叛乱。为求得妥协，朝廷不得不中止度田。豪族地主迅速崛起，成为地主阶级中极具影响力的阶层，即使是东汉朝廷也难以制衡。东汉之后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原地区长期的分裂割据，与豪族地主势力的扩张有着密切关联。
高资地主，是指通过经营手工业、商业和高利贷而致富的地主阶层。在秦汉时期，随着大一统国家的确立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，手工业与商业亦蓬勃发展。部分地主在工商业高额利润的吸引下，开始兼营手工业和商业，或从事高利贷活动。与此同时，许多工商业者以及当时被称为“子钱家”的高利贷从业者，也大多拥有土地。当时社会普遍将土地占有视为“本”，而将工商业活动视为“末”。人们普遍认为，尽管经营工商业可以积累财富，但占有土地更为稳妥可靠。司马迁曾言：“以末致财，用本守之”，这一观点精准地概括了高资地主的特点。在西汉时期，高资地主的资产通常在三百万钱以上，部分甚至达到千万乃至万万钱。例如，宛孔氏、齐刁间、鲁曹、任氏等家族，均通过冶铁或煮盐等行业致富，其财富规模可达“数千金”、“数千万”乃至“钜万”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富商大贾或蹄财役贫，转毂百数，废居居邑，封君皆低首仰给。冶铸煮盐，财或累万金，而不佐国家之急。黎民重困。”
秦汉时期，朝廷对高资地主一贯采取压制和打击的政策。汉初，“天下已定，高祖遂下令商贾不得穿丝绸、乘马车，加重租税以羞辱之。孝惠、高后年间，因天下初定，一度放宽对商贾的法令，但市井之子孙仍不得为官任职”。汉武帝时期，进一步规定：“凡有市籍的商贾及其家属，均不得占有田地，以利农耕。违者，田产及僮仆将被没收。”汉哀帝时，再次强调：“商贾不得占有田地、担任官职，违者依法论处。”从这些法令来看，高资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实属非法，随时面临被没收的风险。此外，他们亦不得担任官职。这正是高资地主与其他地主显著不同的地方。
世家地主、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，均属地主阶级的上层。此外，尚存在为数众多的中小地主。中级地主，亦称“中家”，其资产通常在十万钱以上。这些中小地主共同构成了秦汉时期地主阶级的中层与下层。
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，构成了地主阶级等级结构的经济基石，而这一阶级结构又反哺其基础，发挥着维护与巩固的双重作用。
在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统治下，作为最高地主的皇帝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所有权。他的称号为“天子”，其土地所有权被视为神授。皇帝不仅拥有权力，还肩负责任，将天下土地视为私产，传承给后代。皇帝能够享有并延续这份产业，被视为“大孝”。《礼记·中庸》记载：“舜其大孝也与！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”又言：“武王缵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，壹戎衣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显名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。”这两段话均揭示了皇帝将天下视为私产的观念。汉代皇帝，除开国之君外，谥号中常带有“孝”字，如“孝文帝”、“孝武帝”等，亦体现了这一理念。我们通常将“家天下”视为政治现实，实则亦是经济层面的真实写照。
综上所述，揭示了秦汉时期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权的分配、地主阶级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，以及不同地主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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